大萧条期间油价多少-大萧条 物价

1.世界经济会出现大萧条吗

2.急需 经济危机前后 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数 以及 前后政策的变化

3.全球有几次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会出现大萧条吗

感谢悟空问答的邀请；答！

就在两个多月前，我回答“现在的疫情会不会波及全球，导致大萧条波及中国？”(若干年后，加大政府投资当然会起到作用，但仍不如大规模政策支持民间投资来得扎实有力。简而言之，任何对“全球瘟疫危机”过于乐观的预期都可能是有害的。

请先参考。

另外，之前很多网友问我，这次救市，全球货币宽松，会不会是大通胀。我当时回答说，当这场危机到来时，我们面临着高私人债务水平、低利率和持续低通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于大规模战争。战争会导致经济重组，摧毁物质资本。这种瘟疫通过抑制依赖人与人之间密切联系的供给和需求，降低了经济规模。相反，直接影响似乎是强通缩：失业率飙升，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支出大幅减少，预防性储蓄大幅增加。消费模式变化太大，通货膨胀指数变得没有意义。

例如，美国的价格正在下降。3月份美国PCE(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下降7.5%，而4月份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降幅为2008年12月以来最大；日本4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同比下降0.2%。此外，今年油价的大幅下跌反映了全球需求的快速下降，几乎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在下跌。自今年1月以来，CRB主要商品价格指数(商品研究局)下跌了三分之一.

全世界都很酷，中国也是。#CPI重回2时代#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4%；1-5月，全国居民平均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1%。

下面引用几位金融金融界大佬(和我差不多，或者是我认可的)的观点来正面回应这个问题。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投资官MikeWilson认为，尽管新冠肺炎的爆发出乎意料，但经济衰退从来不是由单一事件引起的。相反，它们是实体经济中积累的盈余的结果。由于之前的经济扩张持续了创纪录的10年，到2020年将出现大量盈余。这场流行病只是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的导火索。事实上，市场已经进行了多年的防御易，大多数股票都处于熊市。像往常一样，当低迷最终到来时，熊市在3月份以抛售告终。

伦敦大学学院创新和公共使命研究所教授兼主任MarianaMazzucato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使经济陷入困境。问题是由此导致的衰退会持续多久，会有多严重。答案取决于全球刺激计划的质量和数量。总体而言，我预计欧元区今年的GDP将萎缩13%左右。尽管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可能会在2021年出现，但明年年底的GDP水平仍将比危机前低4%左右。中国和欧洲受影响可能略小，到2021年底可能基本恢复危机前的GDP水平。今年土耳其和俄罗斯的GDP将下降约5.5%，但假设外部融资状况没有进一步恶化，土耳其可能在2021年强劲反弹，而俄罗斯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一旦度过这次危机，在33，354期间，我们将经历与20世纪30年代同样规模的GDP下降33，354，我们将迎来更快更强的复苏。

Natixis亚洲新兴市场高级经济学家TrinhNguyen认为，至少亚洲不会出现大萧条。据预测，亚洲将于2021年复苏。人口结构恶化、债务增加和去全球化是主要风险，但也是机遇。寻求多样化、增长和低价的企业将被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所吸引。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正在上升，这将吸引外国投资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安德烈斯维拉斯科认为，对于拉丁美洲来说，这可能又是上世纪30年代。

今晚到此为止吧。

最后顺便做个小广告。《美国生活经济学》现烤。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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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 经济危机前后 美国的各项经济指数 以及 前后政策的变化

一、先行指数(the Leading Index)

先行指数是先行指标(the Leading Indicators)的合成指数。美国的先行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Board)根据下列先行指标编制:(1)周平均制造时间；(2)周平均失业保险申领；(3)生产商新订单(消费品和原料)；(4)销售商业绩；(5)生产商新订单(不包括防御设施的资本货物)；(6)新建房屋许可；(7)500种普通股票价格；(8)货币供应量M2；(9)10年期国库券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的差值；（10）消费者预期指数。

附：先行指标是指在宏观经济波动达到高峰或低谷前,超前出现的高峰指标或低谷指标。先行指标可以对将来的经济状况提供预示性的信息。先行指标相对于同步指标、滞后指标,是三类经济指标之一。目前许多西方国家都把先行指标作为短期预测的重要依据,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先行指标体系,如美国确定的先行指标包括上述10个指标,日本经济企划厅确定的先行指标包括13个指标。先行指标一般主要有货币供应量、股票价格指数等。

同步指标主要包括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等。这些指标反映出的国民经济转折点,大致与总的经济活动的转变时间同时发生。

滞后指标主要有银行短期商业贷款利率、工商业未还贷款等。这些指标反映出的国民经济的转折点,一般要比实际经济活动晚半年。

二、消费者信心指数(the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乐观看好,消费信心提升,消费支出则增长；如果消费者对经济的发展和前景缺乏信心,或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从乐观转向悲观,消费紧缩会接踵而至,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由满意指数和预期指数构成。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状况的评价,预期指数表示消费者对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前景的期望。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宏观景气监测预警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编制和应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己很成熟。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指出。我国目前也已编制和应用这一指数。

三、CEO信心指数(CEO Confidence Index)

美国CEO信心问卷调查和CEO指数编制,是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于1976年发起,旨在反映CEO对宏观经济的预期。

CEO指数的构成和编制以第季度的CEO信心问卷调查为基础。调查群体为800-1000个美国公司的CEO,从中选择l00-150个有代表性的回复问卷作为样本。调查内容涉及四个常规问题,其中两个是关于宏观经济的态度和预期,两个关于各自所处产业的整体状况态度和预期。此外,在每个季度的调查中还涉及1-2个特殊的附助问题。CEO指数是下列三个答案序列的算术平均值:(1)当前以及6个月以前的经济形势；(2)对此后6个月经济形势的预期；(3)对此后6个月各自产业的预期。

四、招工指数(the Help-wanted Index)

招工指数 (又称求职指数或企业增人指数)是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对全美51家主要报刊上的招聘广告进行统计后得出的。招工指数如果增加,则显示企业正在增加雇员数量。美国今年7月招工指数降至37,说明企业正在减少雇员数量。

五、商业信心指数(the Business Confidence Index)

商业信心指数是指企业对经济形势所作出的基本估计,出现负的指数表明绝大部分企业对本国经济前景不抱乐观估计。发达国家一般都己编制和应用商业信心指数。美国的商业信息指数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编制。日本银行每季度都进行一次商业信心的调查,作为主要的经济数据来源和进行新的经济计划的参考数据。

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哀鸿遍野，风声鹤唳，拖累全球经济陷入泥潭。现实的危机也给经济理论界带来巨大冲击，有学者甚至调侃地说美国经济的历史被切割成史前（BC：Before Crisis）和史后（AD：After Disaster）两部分，史前被奉为圭臬自由市场体制伙同贪婪的金融业者共谋了当前的危机；而在史后，广泛深入的政府干预，甚至金融国有化才是建立健康经济体制的唯一良策。这种声音似乎在中国得到了更热烈的响应，危机之后，在各类媒体上，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声音被冠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利益集团掮客”的名目遭到了更猛烈的声讨。然而，市场机制真的是引发当前危机的罪魁祸首吗？当今经济学界泰斗，美国货币理论的权威约翰.泰勒（J．B. Taylor) 在他的新书《脱轨：政府的调控和干涉引发、延长和加剧了金融危机》（Getting off Tracks：How Government Ac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used，prolonged and Worsened the Financial Crisis）中以翔实的论据和有力的推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令人耳目一新。

货币学派经济学大师弗来德曼非常重视稳定理性的国家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稳定作用，通过对美国货币政策历史的研究，他认为，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大通胀都是由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造成的。 泰勒的对本次危机的研究再次印证了老弗来德曼的结论，他认为本次经济危机同样是政府在货币管理领域的旧病复发，而且病灶也大同小异：错误引发了危机，危机后，在民意的压力下一连串惊慌失措，进退失据的补救性措施反而加剧和延长了危机。对于美国朝野当前吵得沸沸扬扬的开听证会判定谁应为当前经济灾难负责的问题，泰勒给出自己的答案：政府失当的经济调控和经济干预引发、加深和扩大了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市场和金融机构不过是政府失误的替罪羊而已。

本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祸起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在金融创新的名目下，美国各类金融机构以看似合规的手段规避了政府金融管理机构和信贷评级机构的约束机制，把购房贷款发放给了偿还能力不足的人群。然而，是什么引发了金融机构过度放贷和消费者非理性消费的冲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争议：美国危机前不断高企的房价引发了金融企业和消费者的非理性狂热。房价升降和坏账率（Delinquency rate）和断供率（Foreclosure rate）成反比，在房价不断攀升的背景下，银行放贷和业主购房时是可以忽略风险的，因为即使购房者发生了财务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以更高的价格把房产变现，而金融机构甚至期盼借贷人发生断供的问题，因为银行通过抵押房产变现往往可以获得比利息高出许多的收益。懂得这些经济学规律是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背景的，对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经历过房价飞涨的人士来讲，这些也许就是他们自身的经历或身旁活生生的例子。大多数政府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都会有一套防火墙机制，金融机构如何能规避这套机制，发泄高房价引发的过度放贷的冲动呢？在中国，金融机构智力水平有限，想象力匮乏，加之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所以低智商手段足以，通过违规放贷，文件即可解决。但是低智商犯罪的最大缺点是手段简单，隐蔽性差，所以只能干些如来佛手掌中翻跟头撒尿的把戏，风险容易判别和控制，只掀得起洗脸盆中的风浪。在美国则不然，法制体系无比完备，公然的作奸犯科死路一条。金融机构要想发泄过度放贷的欲望，只有一个办法，组织大批的法律金融专业的精英，在金融创新的题目下，和金融监管和信用评级机构搞智力竞赛，寻找规避管制的“合法”路径。然而这种高智商手段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创造了一个或几个错误，而是一个错误的模式，这就形同在美国金融防范体制上凿开了一个洞，所以引发不良信贷泛滥成灾。

过渡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失控的确是本轮美国金融危机中独特的现象。然而，究其本质，过快的房价上涨才是导致经济过热和不良信贷增多的真正原因。那么谁是美国房价过快增长的幕后推手呢？泰勒在分析相关的财政数据后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美国政府错误的货币政策。在次贷危机发生前，尤其是2003年至2005年前后，美国的货币政策无视过去20多年成功的经验，背离了谨慎稳健的政策思路，放弃了一直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指导原则，把基准利率设置在过低的水平，造成了货币供应的泛滥。货币供应的泛滥是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而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经验都表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过渡繁荣是伴生的现象。回顾本轮经济危机开始的情景：过多的货币供应引发房价泡沫，泡沫必然破裂，破裂的泡沫引发房贷以及房贷关联的证券市场的崩溃，市场惊恐万状，金融风暴就此拉开序幕。回顾次贷危机的起源，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和失控的确扣响了金融危机的扳机，但是， 金融衍生产品管理泛滥和失控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追逐利润，无视风险。是什么撩人心神的魅惑勾引着各大投资银行以舍身饲虎的狂热一路狂奔跳入危机之沼呢？当然是被政府“有形之手”通过超低利率不断推高的房价！再者，泰勒认为美国政府背书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addie Mac）这一干涉市场的行为也无端地助长了整个市场低估风险的情绪。由此可见，在事后以“谁更无辜”为题的讨论会上，苯嘴拙腮的金融机构和无人代言的市场，在人人喊打的大环境里，百口莫辩，着了政府这个行为乖戾，惯于推卸责任的坏孩子的道，成了政府货币政策失误的替罪羊，真比窦娥还冤！

探讨本轮经济危机的起源，笔者认为金融创新利弊的问题值得深入地思考：金融衍生产品失控泛滥固然和次贷危机有直接的关联，但是，金融创新对经济社会的正面意义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通过金融创新，打造更为复杂高效的金融体系，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 必要前提和有益手段，金融创新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可以更有效地从亿万散户手中以较低的价格汇集散碎的资金，克服古板的旧金融体制无法克服障碍，为巨型企业提供使之浮出水面金融的基础。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在发展国家中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包括中国）经济增长迅猛，其原因就是变相地利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第二，使更广泛的个体消费者品尝到金融理财的好处，更加平衡地应用一生所得，得以用未来的收入，提前解决一些终身大事。中国的住房市场化被骂得狗血喷头，其实这是有失公允的。市场化之后的基本事实是大多数城市人口的住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而如果摒弃市场的手段，住房改善的速度，质量和公平性都会有更大的问题。在旧体制内，大比例的城市人口被排除在国家房屋供给体制之外，如果不搞市场化，没有房贷这一金融手段，我们很多人会没有手段解决住房问题，即使在体制内有分得住房的机会，大多数也是五六口人住不到十平米，这种体制会比市场化更优越？！而配给制是根据所谓行政级别的实行的，难道会更公平？！金融创新的第三个好处是更有效地帮助投资者分散风险，投资的渠道越多，单个项目的资金量也就越小，风险当然也就越低。任何经济行为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利弊的权衡，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应当是利大于弊的，对中国相对落后的金融体制而言，金融创新的好处更明显，要求也更紧迫。

泰勒对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不以为然，认为布什政府被民意操控，毫无定见，左冲右突的救市行为反而延长和加剧了危机。2007年8月9日至10日金融形势急剧恶化，其表现为市场利率（Money market interest rate）急升和银行三个月短期拆借利率和隔夜拆借利率等利率间的利率差（Interest rate spreads）抬升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一般情况下，这种局面成因为二：一是银根吃紧，放松银根即可缓解。 二是由借方失信风险(Counterparty risks)造成的，则需要通过增强银行帐面帐目质量和提高帐目透明度来逐步缓解。但美联储一如既往地选错了答案。 通过TAF（所谓“定期竞标工具”）向市场撒钱，药不对症，当然无功而返； 2008年2月,总额200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被通过，法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向美国公众发放100亿美元现金刺激消费。短期的收入提高焉能引发长期的消费增长，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2008年4月，美联储再出重拳，把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2007年的5.25%猛降到2%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美元立即骤贬，油价立即骤升，在2008年7月油价达到每桶140美元的高位，其后虽然受对未来全球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影响，油价不断下跌，然而，为时已晚，全球经济已饱受高油价摧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了。在将近一年连续的政策失误之后，2008年9、10月间危机急剧恶化，美国爆发了一轮更严峻的信用危机，使遭受油价暴涨，房市崩溃等一连串危机重创的美国经济更加风雨飘摇。

本次危机中富有戏剧性和充满争议的一个事件是9月13日和14日（周末）美国政府拒绝对陷入绝境的雷曼兄弟施以援手，很多人认为这是金融危机恶化的转折点。但是泰勒对这种判断不置而否，他通过细致地研究发现，其实危机恶化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9月15日，政府拒绝救援雷曼后的第一个周一，虽然利率差略有提升，但是基本和前年的水平持平，而且在一周余下的几天里大致维持在相同水平。 9月19日（周五）美国财政部宣布了一个一揽子的救援计划，但没有公布细节，原因是根本没有细节，草案的内容是在该周的周末才被拼凑起来的。9月23日美联储主席博克南和财政部长保尔森应招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陈词作证，推出了这个名为《问题资产救助项目》（TARP）的方案，方案所需资金的总额为700亿美元。这个计划草案粗糙简短，竟然对资金使用的限制条件和如何监管只字未提。他们遭到委员会委员们连珠炮似的质询，两位大员的表现岂是一个“糟”字了得。他们随即遭到全国性的拍砖，国会收到的抗议信象雪片一样。泰勒认为这次听证会才是危机恶化的转折点，会后利率差不断加大。因为这次听证会的恶果有二：其一，一次政府官僚拍脑门决策的活报剧；其二，博克南和保尔森想利用铺陈金融危机严峻性逼迫参议员们就范，但这也等于政府正式宣布美国金融形势危急异常，朝不保夕。总而言之，这次听证会引爆了其后几周的金融恐慌。当然，美国政府放弃援救雷曼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明确说明忽而救援贝尔登斯，AIG，忽而放弃雷曼是基于何种考量，依据何种准则，事实证明，这种莫名其妙，极不靠谱的行为模式的确对恶化危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弗来德曼在《美国货币政策史》中把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判定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失误，他的判断逐渐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可。在2002年，弗来德曼90寿辰的party上，当时的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小麦克迪尔（ROBERT D. MCTEER, JR.）谈到这个话题，略带诙谐地致辞说“您对了，我们错了，但我们不会再错了。”他的话恐怕只对了一半，美国的货币政策这次可能又错了，至少泰勒用环环相扣的铁证宣判了政府有罪。但是，我们也应注意，泰勒本意不是要把政府或其任何成员送上任何形式的审判台，也绝没有提议把政府驱除在市场经济机制之外。任何市场经济的理论，包括最“原教旨主义”的奥地利学派，也从来没有质疑过市场体制中政府作为秩序守护者的崇高地位，也从没吝啬过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失误报以宽容；但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学者，包括凯恩斯，都在反复讲述这样一个道理：现代经济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人类智力所能认识的水平，我们每个人都应对市场这个交融了亿万人生生不息思想和行动的巨大的自发机制充满敬畏之心。政府和市场，谁应主导经济的命脉？从现代文明破晓至今，人类经历700多年的艰苦求索，在20世纪已经基本给出了答案，本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只是为这个答案增添了一些新的证据，而非给出了什么反证。

全球有几次金融危机?

从1788年来共有13次金融危机（大的有小的也有）

美美国的金融海啸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危机，从1922年到2009年，全球经济有三次大的...50年以来我们也有几次小的经济波动，我们称为“三次经济紧缩国次贷危机是一场新型的金融危机，其产生的内在机理是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被逐步转移并放大至投资者。这些风险从住房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通过投资渠道和资本渠道从美国波及到全球范围。

国际经济界多数意见认为，虽然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据此判断会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IMF最近表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尚在 "可控制范围内"。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次贷危机有可能导致本轮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发生逆转。索罗斯认为，次贷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60年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代的终结。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沃尔夫 (Martin Wolf)将次贷危机视为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罗比尼(Roubini)则认为，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举措难以阻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笔者认为，世界经济衰退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次贷危机尚未见底，其不确定性风险更值得警惕，其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流动性过剩与次贷危机

在经历了连续四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世界经济在2007年出现了调整迹象，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同时出现给世界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泛滥的流动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助涨了全球商品、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价格的高涨使得通胀在全球蔓延；过于泛滥的流动性则放大了全球投资者的" 自信"，带来全球信用的膨胀。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

货币紧缩政策时滞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 13次降息，逐次调低到1%。此举虽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刺激作用，但其副作用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实际利率过低令国内信贷尤其是房地产贷款膨胀，增加了美元供给；另一方面，低利率令美元贬值，为全球流动性泛滥埋下隐患。

事实上,次贷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效应。针对房价企高等经济过热表现,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从1%上调到5. 25%。伴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升，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 使得信用等级较差的客户开始出现无法承受贷款负担的状况。为避免坏账进一步增加,贷款机构收紧银根，从而使贷款客户的资金状况更加恶化,被激化的坏账通过证券化链条传导给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者,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

全球流动性过剩

导致危机影响规模异常严重的原因则是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的失衡、美元贬值、低息政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使用则是全球流动性泛滥的主要原因。对于次级贷款市场而言，一般贷款机构出于谨慎考虑会采取"惜贷"的原则。本来其贷款客户是资信等级较差的，但是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次贷证券化的手段让贷款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而房价的持续上涨则让贷款机构忽视风险，肆意降低了贷款审核标准。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再经由证券市场传导给全世界投资美国次级贷款证券的投资者，最终演绎成为全球的潜在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

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在多次降息的同时放松金融管制：一方面，降低信用标准，鼓励商业银行向信用等级低的借款者放款；另一方面，允许金融机构以低成本的借贷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允许投资银行为扩大利润来源不断设计结构复杂、高杠杆的衍生品提供给客户，对冲基金大量涌现。衍生品市场在提供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同时，也使得各类金融机构以流动性为链条捆绑在一起；一旦链条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便会引起连锁反应。

美国经济步入景气收缩期

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更多的骨牌开始倒下。市场也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充裕的资金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美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萎缩、信贷紧缩等一系列问题。这场危机并没有止步于金融市场，而是通过多个渠道影响到实体经济。

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

次贷危机标志着美国27年来以"美元扩张、资本市场扩张、双赤字扩张"的国民负债增长模式的终结。在过去五年推动美国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既不是社会财富总量扩张、贫富差距拉大、两位数通货膨胀（如俄罗斯），也不是因为大量移民涌入（如新西兰），更不是经济高速增长、人口城市化、土地供给稀缺（如中国），而纯粹是因为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虚假需求"，所以这次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的房地产需求无异于"釜底抽薪"。

表面上看，由次贷危机引发的衰退是信用收缩造成的消费低迷、经济减速。但危机背后反映的都是"全球金融机构借钱帮助美国中低收入者购房"的美国债务/ 消费模式的结束。长期以来，美国以双赤字为基础，不仅通过借钱来维持本国的消费，而且通过借钱来维持本国的投资，其财富总体消耗远远超出财富创造能力所能支持的范畴。次级债及相关金融创新虽然把负债增长的美国繁荣模式发挥到极点，同时也标志着从里根时代开始的以美元信用的外部扩张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内部扩张为基础，通过巨大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以及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来推动的长达27年的繁荣模式，很可能难以为继。

美国经济已陷入衰退

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似乎已经确定无疑，惟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

2008年伊始，美联储在短短8天连续降息125个基点；3月18日美联储又降息 75个基点，使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2.25%，但是这种调控行为只能在短期减缓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长期内难以扭转美国的经济颓势。历史上这种连续大幅度的降息是很少见的，这说明美国经济的确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较为客观的预测是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只有2%，远低于2007年年底 3.1%的预测值。近期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也显示，次贷危机仍在恶化，并正外溢至美国经济各个方面，冲击到美国经济整体走势。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近期美国失业率也陡然上升，成为美国经济不容乐观的最直接征兆。2007年12月美国的失业率升至5%，为两年来新高；而新增就业人口仅1.8万人，是2003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动部近期公布的2月份失业率为4.8%，仍居高不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两次经济衰退的历史经验看，在衰退发生之前，失业率都出现较大幅度上升。从2007年3月份触底以来，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上升了60%；从50多年来的情况来看，一年之内出现如此高的升幅通常都是经济衰退的征兆。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公布的3月报告显示，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在1月份小幅上升之后2月份转而下降至48.3，为2003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还伴随其他一些不利的情况。类似的情况曾在2001年预示了美国经济衰退的到来。

最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经济最糟糕的时刻可能还未到来。按照美国次贷放贷时间推算，拖欠还贷的高峰期应在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因此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

全球经济面临滞胀威胁

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它将改变全球政策目标结构并带来各国经济周期的错配，使得偶然的"优质博弈均衡"无法继续维系，如果没有深度的货币政策协调与合作，各自为政的货币政策调控将带来全球经济滞胀的"劣质博弈均衡"。

美国贸易进口萎缩

次贷危机酿成全球危机的渠道之一是国际贸易，美国经济下滑和市场疲软将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全球经济。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将会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出口减缓，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 GDP增长。这对那些依靠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德国、加拿大、墨西哥、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石油输出国等的影响尤为显著。此外，美元大幅贬值将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那些与美国出口商品构成同质性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和日本。

资本"乱流"

次贷危机会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从短期来看，为了弥补亏损，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美国金融机构纷纷从全球市场抽回投资；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也加大了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力度，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其他国家流入美国。

从中期来看，美国金融机构为了重新盈利，以及美联储继续降息和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将会导致国际短期资本从美国流向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套利，从而助涨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

从长期来看，一旦次贷危机尘埃落定，美国经济触底反弹，美联储重新步入加息周期，美元币值转跌为升，国际短期资本将会重新由新兴市场国家回流美国。最后这种情景尤其需要引起关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美元加息和美元升值之后。

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已成定局

从目前获得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机构的预测报告看，虽然对世界经济是否陷入衰退还存在疑问，但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出现减速已成为定局。

2007年，主要工业国家增长减速，由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并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经济增长放慢的不利影响，世界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2008年，世界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主要看新兴市场经济的表现。

新兴市场金融风险加大

次贷危机下，新兴市场可能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部分亚洲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一些做法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比如，亚洲国家当前的巨额外汇储备的确增强了抵御金融市场动荡的能力，但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了资本大量流动的风险。亚洲国家的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相对安全的西方发达国家投资。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雷曼兄弟公司等权威机构报告指出，最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的危险有所显现，再次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上升。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东亚经济体（除中国、日本和中国香港以外）内部储蓄和投资金额占GDP的平均比重分别降至30%和25%以下，创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也认为，高风险抵押贷款就如同当年的互联网，可能" 刺破"全球的资产泡沫，而土耳其等高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可能首当其冲。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程度也随之加深。因此，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也将会有所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美国进口需求下降将会造成中国出口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就业；其二，一旦美元大幅贬值，将会造成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缩水；其三，美国步入降息周期，将会加大中国使用加息来遏制通胀的难度；其四，美国经济衰退，将会加大国际短期资本出入中国的规模和频率，加剧国内金融风险。

全球性通胀

当前，无论是处于经济周期由高及低的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周期持续上扬的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处于降息通道的美国，还是按兵不动的欧盟和日本，甚至在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中国，通货膨胀随处可见。不难断言，当前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总供给曲线移动带来的全球性通胀。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都达到近年的最高水平。中亚地区2007年通胀水平已经接近9％，南亚的通胀水平达到6％，东南亚是5％左右。2007年11月美国CPI 环比上升0.8%，同比上升4.3%，创下2005年9月以来的最高升幅；而11月PPI更是上升3.2%，单月升幅达到197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1月份又上涨1%，大大超过市场预期的0.4%。欧元的升值和石油价格上涨，也使欧洲的物价水平上涨频频突破2％的警戒线。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形势下，对通胀水平的下降似乎不能过于乐观。

同时，次贷危机后的应对政策也助长了全球通胀的发展。由于次贷危机产生的信贷紧缩，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货币当局沿用了应对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9·11" 事件后的救市操作，采用了注入流动性和降息的办法。比如，2007年12月20日欧洲央行采取了最有力的一次行动，其向市场输入的3486亿欧元两周期贷款创下了单次"输血"的最高纪录。美联储则在次级信贷危机之后连续性降息，仅今年头两个月内就连续降低200个基点。美联储等西方主要经济体5家中央银行 3月11日宣布，决定采取联合措施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这是西方央行在过去3个月里第二次联手应对信贷紧缩问题。这种应对措施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次贷危机带来的流动性急剧紧缩的问题，却助长了全球通胀的势头。

滞胀--全球经济的隐忧

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引发了对于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担忧。本轮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由流动性泛滥引发商品价格高企所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主要表现为输入性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就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言，经济衰退导致的有效需求下降将会使物价水平下调，从而使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增长之间权衡；而对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而言，衰退产生的需求下降则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滞胀的产生。

接下来的几年内，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可能持续上涨，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美元汇率仍然可能支撑价格走高。如果全球商品价格继续处于高位，许多国家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格局将会延续，从而加大滞胀的可能性。